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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-01-18

正本清源古今合一

□王博彦

长河浴日吐辉煌,识险排艰赖引航;鼎业豪英隆郅治,和风尽拂说兴昌 言恭达

读言恭达的艺术,就必须先读懂他的人,近年来,他热衷于社会公益活动和慈善事业,一直致力文化公益事业,从中不难窥见他乐善好施、扶危济困的人物品格。言恭达一直强调艺术“为学”先“为人”,所谓“艺如其人”大致也是这个道理。为人者,看似简单,其实很难,是为“非有知之者所能致也”,正因为言恭达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,把“人”字写得足够端正,他在艺术上取得如今的成就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在艺术方面,言恭达对篆隶书体的创作达到了相当的高度,这种高度主要体现艺术追求上的正本清源。所谓“正本”,即对篆隶书体在本体语言上的回归,能够拨云见日在发始端立意,又能够强正固本在研习中重塑。上古时期中国已有文字,由此发端产生的甲骨文和金文统称为篆或大篆,已初见书法雏形。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掘出土的用刀锥契刻的西周《何尊》《史墙盘》等青铜铭文,到《侯马文书》《温县盟书》等写在简牍上的毛笔描画,中国的文字书写方式在一步步引向深入。特别是陕西石鼓山的籀文书写方式,结体方正匀整,舒展大方,线条饱满,横平竖直,笔画粗细基本一致,严谨工整,集大篆之成,是为篆书“法帖”。而在言恭达的篆书中,我们既能看到甲骨契刻的刀砍斧凿之痕,又能看到石籀文的硬朗干脆之状,他的写意《散氏盘》笔墨淋漓,以涨墨强化线条张力和金石气表现,笔画屈伸自如,长短随和,转扭甩摆,盘曲折叠,疏密互补,偏正相依,随意赋形,舒卷柔美,可自由调动的线条语汇至为多元,造就了含量饱满的装饰美感,这是其它书体所无法比拟的。这种集大成的表现语言不是一蹴而就,而是在追根溯源、追求书法本体的一次次实践中造就的。

言恭达的篆刻艺术则是其在篆书“清源”方面的重要体现。所谓书者想通,如果说将甲骨文、金文、籀文引入书法是清代金石学研究的贡献的话,那么它的另一贡献就是强调篆刻对上古文字的学习。以吴昌硕为代表晚清金石学者,提倡学习石鼓文,主张把石鼓文的籀文书法的样式、线条美感引入篆刻。与邓石如的境遇相似,言恭达的篆刻也得力于自己出类拔萃的篆文书法,所谓“印从书出”正是强调了篆文书法对篆刻艺术的母体地位,更表现出篆文书法与篆刻之间的二位一体关系。从金文大篆到李斯小篆,从唐代李阳冰推动的篆书复兴到清代邓石如的篆书集大成,虽然篆书逐渐失去了实用功能,但却在印学中焕发出强大生命力。正是言恭达将篆书和先秦籀文相结合形成的萧散、大气书写风貌的“正本”之功,才有了其篆刻领域回转自如、放任有度的艺术造诣,篆文书法与篆刻艺术在言恭达这里殊途同归。

言恭达对篆隶古法的研创并未停留在法古层次,而是在对篆隶古法的深入研味中寻觅和体悟表现性的审美向度,并在表现性中强化书法的生命感性经验。他的隶书书法颇有意味,一方面在于其朴重、厚拙的文字表现,更重要的是其巧妙地将篆书笔法引入隶书,自成风貌,别具一格。在便于书写、效率优先的背景下,篆书有了向隶书的演进,从《里耶秦简》《青川木牍》《睡虎地秦简》等考古中我们不难发现其隶书端倪,虽不是严格意义的“蚕头燕尾”,但其“隶变”已经出现。“隶变”是汉字发展史上一次最重要的变革,在这次变革中,从甲骨文、金文、籀文沿袭下来的古体文字时代走向尾声。无论是“秦隶”还是“汉隶”,但从牍片上的整体布局到长沙马王堆汉墓丝帛上的通篇谋划,隶书的笔法与书法已经成形。随着东汉后期石刻之风的盛行,我们得以看到诸如《张迁碑》《石门颂》《曹全碑》《乙瑛碑》《史晨碑》《歌风碑》等刻石隶书精品。言恭达的隶书功力源于其对篆籀笔法的精体深会,在其隶书中,既有篆籀笔法的影子,又有碑帖石刻的元素。他的隶书以《好大王碑》为基,强化篆书笔意,在保持汉碑朴茂雄强的气势风格下,又强化引入了静穆之气,以闲逸的笔路和江左风尚传递碑版雄强气质。其风格的形成,与其多年来对古代简牍、碑刻精品的刻苦演习密不可分,正是这种不懈钻研、由篆入隶成就其隶书艺术的成熟。文字艺术从篆到隶是一个渐进过渡的过程,言恭达的书法艺术刚好与之呼应,篆隶兼具,各取其长,成就了其篆隶艺术的高峰。同时,也正是因为他上溯古体之本,下控近体之源,谙熟篆隶之妙,其草书成就自然斐然无疑。